侯军
2015年度的深圳新闻奖的定评结果已经公布了。作为连续五届的新闻奖评委，我感到本届评奖有些新意，值得点赞。尤其是在当前传媒业正处于剧烈动荡、快速转型的关键时刻，评奖虽然并非处在媒体运作的漩涡中心，但却类似一个全市媒体年终结算中心，对过去一年新闻业态的发展变化，具有重新梳理全面盘点发现新问题昭示新趋向的特殊功能。作为在新闻战线从业近四十年的一个老兵，在读稿评奖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感想和心得，出于职业习惯，我喜欢随想随记，本无意示人，只为自己留作日后的参考。可巧深圳新闻奖评委会秘书处前来约稿，我自然是无法推辞的，便将拉拉杂杂写下的这些零星感想和心得，略加整理，交付《深圳新闻观察》的编辑，以就教于各位新闻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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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评奖最大的亮点，我以为是全面实现了评奖各个程序的网络化运作。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技术性的改变，如果将来编写深圳新闻奖的发展史，这无疑是要记下一笔的。因为从打深圳新闻奖创立，一直是在纸张的瀚海中遨游，从报送作品到初评汰选，再到给各位评委准备复评作品……真是文山字海，不知要耗费多少纸张，每年都要把复印机用坏几回，这还不算给报评的编辑记者和各报工作人员带来的麻烦。总听秘书处的同志说，现在很多编辑记者对参加新闻奖的评选不那么积极，我猜想，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报送的程序太繁琐，单是把一个参评作品复印十几份，就足以让那些整日忙碌的编辑记者望而却步。如今好了，一切都电子化了，键盘和屏幕，代替了复印机传真机，节省纸张还只是有形的物质层面，节省的时间则是无法估量的无形资产，其价值哪里是用数字所能计算的呢？
我相信，从今往后因嫌麻烦而不参与评奖的现象，必将大为减少，这对深圳新闻奖而言，实在是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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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套网络评奖系统给评奖过程带来的变化更为深刻。作为评委，我的切身感受是，轻松便捷，一目了然。连续几年，我都是通讯组的组长，今年第一次使用网络评奖系统，还不是很熟练。但已切实感受到它的明显优势。在我的预设权限中，可以看到我权责范围内的所有稿件情况以及评委的评审动态，按键点击代替了厚厚的纸张翻阅，想要重新审阅某篇作品，无需摊满书案去查找，只需轻轻一按，原文、图片、版面都可以立时显现，真是方便快捷多了。
除了操作方便以外，更重要的是，这种网络评审是天生的平等派。每篇稿子的分数明摆在那里，哪位评委的打分情况都可以找到原始数据。在评委会上，首先要以数据说话，没有分数的支撑，一切人情分都归零。以往的评审会，常常会出现评委“屁股指挥脑袋”，各自为本报拉票的现象（当然这种情况前几届评奖已经大为减少），如今则基本绝迹。这一点我的体会尤深。过去我主持通讯组的评审会，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协调各报评委的意见。而这次评奖会，只要把评委们的评分情况一一排列，一切言说都变得多余了，评委们只需直抒己见，评点优劣，提出问题，切磋业务。我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轻松。这无疑是网络平台的建立，带来的一个显著的变化。
评奖是一个公平公正公道公开的过程，网络平台的首次使用，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确实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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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生事物总有不够完善之处。作为使用者，我觉得该系统在把小字转换成大字的环节上还不太方便，对于老眼昏花的我，电子文本的字迹有大有小，小字基本上看不清，盯着屏幕辨认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实在太辛苦了。照理说，电子文本的优势之一，就是字号可以自由转换，可惜这个系统在操作上还有些不便。这应该算是一个“用户”的反馈意见吧，希望开发者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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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新闻奖评奖的另一个亮点，是增设了新媒体的专项评奖。这是新闻评奖与时俱进的一个标志。虽然这方面的评奖并非我的权责范围，但作为主办方和参与者之一，在盘点本届评奖的亮点时，也必须为此点个赞。
一个网络评奖平台的推出，一个新媒体评奖的纳入，可以视为深圳新闻奖步入互联网时代的两大标志性变化，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我们现在也许还估量不出这些改变对未来会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后面操持这一评奖事物的人们，或许将把这一届评奖视为一个转折的起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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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奖是个风向标，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欣赏什么摈弃什么，提倡什么淡化什么，凡此种种，皆从评奖标准中体现出来，皆从评奖过程中渗透出来，皆从评奖结果中折射出来，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线的编辑记者。
其实，每年的评奖标准是大体统一的，并没有明显的改变。改变的是把握的尺度，是侧重点的倾斜，是对某一方面权重的强调。这些都体现在每位评委的评奖观念里。评委们也在学习，也在与时俱进，野要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因此，每年的评奖，其实也反映着当下新闻观念的微妙变化。
就拿我们通讯组今年的评奖来举例说明吧——
按照几年前的评奖观念，重要领导的重大活动，往往是高等级奖项的首选题材。而领导职务的高低也往往直接影响着获奖级别的权重。凡是报道大领导活动的稿件，评奖时总要高看一眼，获奖的机会也会更多，获奖的等级也会更高。因此，在报社编辑部就有这样的思维定势：要拿大奖，就去写大领导。可是报社有分工，并不是人人都能摊上采访重要领导人活动的机会，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议论：“你把底层新闻写出花来，也不及跟着领导转上一圈儿。”走笔至此，先要申明一句，我三十年前在天津日报主管政务报道多年，深知政务报道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因此并非赞同前述观点——不过，作为一个比较偏重业务水平的评奖，政治考量虽也占有一定的权重，但不应该是唯一的，更不能惟上是举。报道领导人重大活动的稿件，在政治导向文字表达艺术水平等方面，应当与其他稿件一视同仁——假设把这种评奖观念也视作一种新观念的话，那么，在本次评奖过程中就得到了体现。譬如，参评作品中有一篇报道李克强总理在深圳视察活动的稿件，其重大意义自不待言，记者的写作也是中规中矩，但全篇读下来并没有什么新意和亮点，结果评委们给出的分数普遍不高，结果只能得三等奖。若在以往，我作为组长也许会把这篇稿件单独提出来复议一下，但是，今年我决定尊重评委们的意见，不再刻意为这篇稿件争取提高等级。有了这一先例，其他涉及有关省市领导的类似稿件，就都可以参照办理了。
细细想来，我们的评奖观念不就是这样涓滴而进、逐步更新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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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评奖观念，还有一个尺度把握的问题。过往，对参评作品的审定除了对字数、差错等硬杠杠必须坚守之外，对题材也往往是从严不从宽。有些敏感题材，即使写得再好也无法通过，往往在初审时就刷掉了——比如同性恋。
但是，今年由英文《深圳日报》报送的参评作品中，有一篇题为《性与血的背后：深圳同志群体生存状况调查》的深度述评，赫然摆在了各位评委面前。评不评？怎么评？评个什么等级？这些都是前所未遇的问题。在复评阶段，本组的各位评委非常认真地审阅了这篇作品，首先确认这篇作品能不能参评？大家认为随着时代进步和信息开放，同性恋群体已逐渐从地下浮上地面，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深圳的开放程度比较高，人口构成相对年轻，而且多是外来人口，近年来外国人来深居住工作，也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摸清本地区同性恋群体的真实状况，了解这一群体面临的实际问题，以便提出应对之策，已是一种客观现实的需要。而英文报的这篇报道，见人见事，分析到位，条理清晰，客观全面，显见是记者下了功夫采写出来的，而该报编者的处理也很得体，分寸把握恰到好处。这样的稿件不仅应该获准参评，而且照理也能得奖。果然，在评委打分和投票中，这篇作品分数都较高。最终经过定评，荣获通讯类二等奖。
有一位多次参加评奖的老同志感叹说，现在连同性恋题材都能参评还能获奖，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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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今年送评的一篇苏海强的副刊作品，标题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咱不搞文艺评奖行吗？》
文章写得不错，评委打的分数也不低。可是，我心里却有点嘀咕：文艺评奖绝大部分都是各级党政机关批准设立的，虽然中央下了文件，要求减少评奖项目，但并没说不评。事实上，现在还保留着不少文艺奖项。我们如果把这篇文章评了奖，这不是与中央的现行政策有所抵触吗？在复评会上，我把这一顾虑提出来供评委讨论。大家经过认真论证，认为这篇文章虽然有些尖锐，但是论题的出发点却是符合中央有关消减文艺评奖这个大方向的。而且，考虑到当今大量的文艺评论，普遍存在只讲好话不论缺点，互相吹捧毫无创见等弊端，在本市报纸副刊上像这样具有真知灼见，并且有一定冲击力的文章，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因此，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要让这样的作品脱颖而出。最后，经过几轮投票，这篇评论获得了副刊作品唯一的二等奖。
由此，我深自反省：自己的评奖观念看来也有些老化了，再不更新就跟不上新形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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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这次报送评奖的作品，质量略好于往年。这么说并不是讲往年的作品质量不好，而是说，就深圳而言，2015年应该算是一个新闻“小年”，既没有“逢五逢十”的城市纪念性节点，也没有大型展会赛事或者影响全国的大型活动，能出大新闻的亮点不是很多。唯一轰动全国的突发事件，就要数光明新区的大滑坡事故了。
实事求是的说，深圳新闻媒体对这一大型突发新闻的报道，是相当成功的。不过，这个成功并不是以海量信息、不惜版面、超大冲击力和高调门为特色，恰恰相反，本次报道的成功，主要是以报道及时准确，同时又有节制有分寸为其突出特色。中央和省里高度评价深圳市对这一突发灾难性事件的处置方式，当然也包括深圳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所起到的舆论引导作用。而有节制有分寸这一特点，从本届新闻奖的评奖结果中也可窥见一斑。
从各报报送的参评稿件中，有关光明滑坡事故的作品并不少，但是最终获奖的只有三篇，其中报纸只有一篇，新媒体有两篇。深圳特区报报送的《田泽明被困67小时获救了》获得了通讯类一等奖，晶报报送的《正在直播：12·20光明滑坡是生产安全事故！不是山体滑坡，也不是自然地质灾害》和深圳新闻网报送的《深圳这几天最让人泪湿眼眶的40个瞬间》获得了新媒体作品一等奖。从报送数量与获奖数量的比例看，获奖的只是少数，且报道角度各有侧重。这一结果也显得比较有节制有分寸，应当说是准确地反映了深圳媒体对本次突发事件的报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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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是我们组的评审重点，评委们阅稿都非常认真。几位老评委都有一个感觉，即本届报送的通讯作品“有力作，少精品”，我赞同这一基本评价。
通讯是报纸的重型武器，篇幅长，份量重，就写作而言，可以展得开写得细，记者和编辑发挥的空间较大。各报对通讯都很重视，从我参加的这几届评奖来看，每年报送的作品中，通讯往往是数量最多的，远超消息、评论等其他体裁。这本身就说明，大家对通讯这个体裁是极为重视的。
但是，今年的通讯作品通读下来，感觉大部分是烧到九十多度，却没有完全烧开。力作是什么？题材很好，有新闻性；分析到位，有一定深度；文通字顺，没啥明显的毛病。但却难以让人眼前一亮，总是觉得不太过瘾。《田泽明被困67小时获救了》，这篇通讯以全景视角，分镜头描写，把光明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田泽明获救前后的情况，展现得有条不紊。但是，细心的评委却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瑕疵：在描写救援人员开挖出的洞口时，记者用了一个“脸盆大小”来作比喻，可写到洞口的实际尺寸，却比一般家用脸盆大得多。虽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个瑕疵并不足以影响其获奖结果，但毕竟有点遗憾——假如我们的记者在写稿的匆忙中，能有片刻静下心来，动动脑子；假如我们的编辑在编稿时能冷静一点，以自己的常识去稍微留意一下脸盆的尺寸，这样的瑕疵就不会出现了。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点点瑕疵，这篇力作就难称是精品了。此外，像深圳商报的《从“房东经济”到股权投资??谁在“逼”南岭村转型？》，深圳晚报的《深圳九爷：彪悍的人生从“1斤肉”开始》以及晶报的《地下代孕公司?运作4年?粤西物色妇女“借腹”》等作品，无疑都是可圈可点的上乘之作，也有一定的可读性，获得一等奖是实至名归。但是，从题材的份量、写作的精到、采访的深度以及标题的制作等角度来分析，总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说是力作，当之无愧；说是精品，却都有些勉强。
看来，通讯这一体裁，真是易写难工。要推出令人眼亮、催人泪下的精品，各报同仁还需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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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和系列报道均属于深度报道的范畴。深度报道的重要性，无需赘言了。全媒体时代，深度报道已经成为纸媒必须全力坚守和悉心经营的最后一块阵地了，也可以称之为“舆论高地”。而深度报道往往也是批评性报道和提出问题的报道，属于舆论监督的范畴，这又是体现党报战斗性的利器，是推进社会进步，激浊扬清，揭露丑恶，为民请命，维护公正的必要手段。这不仅关乎报纸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也直接关系到读者对媒体的信任度和美誉度，关乎报纸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上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各报老总们无不重视深度报道和舆论监督。这一点从报送的参评作品和最终的评奖结果，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我对本届获奖通讯和系列报道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可以从中看出深度报道（包括舆论监督）在该类全部获奖作品中所占的比例：
通讯：一共设有18个奖项（一等奖4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8个），在获奖作品中，深度报道和舆论监督的作品共有10件（一等奖3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3个），占比高达百分之五十五点五。
系列报道：一共设有8个奖项（一等奖2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4个），在获奖作品中，深度报道和舆论监督的作品共有4件（一等奖1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2个），占比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由此可见，各报对深度报道和舆论监督都是高度重视且卓有成效，我们的评奖结果，实际上是客观反映了我市新闻界在这方面攻坚克难勇于开拓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以上随想，均属浅见；七零八碎，谬误难免；贻笑大方，敬请指点。